姚文元与江青侮辱周恩来:像宋江 是投降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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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11-18 10:06:59    来源:人民网 参与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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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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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重新整顿中国科学院,并且推动了文学艺术界一场小规模的百花齐放。

晚年的毛泽东很少把时间用在治国的具体事务上,而是花大量时间沉溺于他所喜爱的文史之中,而且很留意其中的内容对当前政局的意义。1975年7月23日动眼部手术之前,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,从1975年5月29日起,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来给他读古典小说,并且与他一起讨论。芦荻在8月14日记下了毛泽东对古典侠义小说《水浒》的评论,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: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。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,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,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。

邓小平虽然察觉到了麻烦,但在8月21日的政治研究室会议上,他试图使事态得到控制。他说,评《水浒》“就是文艺评论,没有别的意思”。江青一直在寻找既能讨好毛泽东又能批邓的机会,她抓住了毛泽东评《水浒》所提供的机会。从8月23日到9月5日,《光明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和《红旗》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,告诫读者《水浒》中的义军领袖宋江是一个反面教材。江青也开始更嚣张地指责邓小平等人从事的整顿工作。9月15日,她利用一次大型会议(“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”)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攻击。她借《水浒》指桑骂槐,指责一些高级干部想架空毛主席。

然而,毛泽东在1974年秋天以后想实现安定团结,一直对江青加以限制。唐闻生把江青的讲话稿交给毛泽东过目时,他说这个讲话是“放屁,文不对题”,还让江青以后少说话。“评《水浒》”的运动当时平息了下来。

1975年7月23日动过眼部手术后,毛泽东开始阅读以前无法阅读的文件。他越看越觉得邓小平走得太快,已经超出了恢复安定团结的范围。10月份毛泽东开始关注清华大学,他早在1969年就把“六厂两校”——两校是指清华和北大——树为全国的样板,因此心里一直想着该校。“文革”早期曾经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人在1975年一批接一批受到邓小平的批评,毛一直忍着没有发作。但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事情上走得太远了。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对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很敏感,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整顿使他对维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,便在1975年末开始尝试把整顿工作推向清华大学,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那里有着特殊的关心。

1975年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,都是“文革”初期作为“工人宣传队”成员来到清华的造反派。迟群原是军人,当过负责保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(“中央警卫团”)的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,在1968年被汪东兴派到清华大学。这个铁杆的造反派后来当上了大学党委书记。他在清华的战友谢静宜从1958到1968年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,毛一直用通常称呼晚辈的方式叫她“小谢”。“小谢”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。迟群和谢静宜虽然有激进派的支持,但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都把他们视为难以忍受的意识形态狂。

邓小平在1975年8月扩大整顿范围时,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看到了希望。他过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团中的部下,在校内一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下,他于8月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,揭发迟群过着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、毒化校园气氛。胡耀邦建议刘冰先把信交给邓小平。邓小平马上就大胆地把信转给了毛泽东。毛泽东既没有答复刘冰,也没对邓小平说什么。可是迟群知道了这封信,他立刻召开党委会,批判刘冰及其支持者。不久后刘冰又写了一封信,把矛头也指向谢静宜。邓小平又把信转给了毛泽东。

10月19日,毛泽东把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叫去开会,却没有叫邓小平。毛对他们说,刘冰“信的动机不纯,想打倒迟群和小谢。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……”毛泽东问,刘冰为何不把信直接交给他,还要让邓小平转交?他让他们“告诉小平注意,不要上刘冰的当”。

也就是在这时,毛泽东注意到了《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》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。这个提纲引用毛的话说,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。毛看过之后说,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。他说,这样说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,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。在毛看来,“阶级斗争是纲”。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去训了一顿后,让负责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去查找出处。胡乔木经核对后发现毛泽东的确未说过那样的话。胡乔木仅仅是从毛的著作中偶尔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观点,他作为编辑稍稍改动了一下措辞。

毛泽东对邓小平不尊重其意见的疑心日益增长,同时他对自己的联络员“两位小姐”(唐闻生和毛的远亲王海容)的怀疑也有增无减。她们正在变得过于亲近邓小平。毛泽东开始依靠另一个联络员——他的侄子毛远新。

毛远新在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、富有经验的干部,热衷于执行毛的指示。他在前往新疆(他父亲成为烈士的地方)参加1975年9月3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典的途中,于9月27日在毛泽东的北京住所暂住。像往常一样,他向伯父详细汇报了东北的情况。他说那里有两派意见,一些人认为“文革”是七分成绩,也有人认为“文革”是七分失败。他说,否定“文革”的声音甚至比1972年林彪死后周总理批极“左”的调门更高。

参加了新疆的庆典后,毛远新回东北花一周时间处理自己的事情,然后便到北京当上了伯父的专职联络员。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干部和毛泽东的侄子,他的联络员角色要比“两位小姐”权威得多。

邓小平意识到了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日益不满,于是在10月31日请求与毛泽东见一面。毛第二天便接见了他,批评他支持刘冰。但是毛泽东也给了他一些安慰。邓小平请求毛泽东对过去几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作一个评价,毛说“对”。这等于承认了整顿的成绩。

毛远新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,向他的伯父汇报说,邓小平很少谈“文革”的成绩,邓小平几乎不提阶级斗争,只抓生产。最后,也是最令毛泽东担心的,他对伯父说,邓小平有恢复“文革”前体制的危险。毛泽东与侄子这次见面后,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的紧张关系迅速加剧。

邓小平数次试图单独面见毛泽东“向他请示”,但是在11月1日见面之后,毛泽东总是拒绝见他。当毛泽东在11月2日与毛远新见面时,他让毛远新当天去见邓小平,在另外两个干部在场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邓小平。虽然邓榕没有记下日期,但她讲述了父亲在家里与毛远新的一次会面,此事很可能就发生在那个晚上。她写道,一天晚上,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到她家与邓小平谈话。她不清楚他们关起门来说了些什么。据她判断,“父亲和毛远新这次谈话并不愉快。毛远新走的时候,父亲没有送客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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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关键词: 邓小平 江青 姚文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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